断裂与重构：转化“本土”与“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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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3日，由北大博古睿与UCCA合作的“断裂与重构：转化‘本土’与‘外来’”主题对话在UCCA北京举行。这是“断裂与重构：现代性的多重视角”讲座系列第三场活动。日本文学、思想史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的孙歌教授，中国现代思想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从日本著名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的生平与著作出发，讨论了包括关于“状况性”在理解政治、历史现实中的重要性，以及“惑溺”的概念等，进而引出“他者”、“他在”的关系解释，以及日本史上的“开国”问题等。在讨论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时，两位主讲人介绍了丸山真男的“古层”理论，并拓展到其对日本现代政治思想的影响等更多东亚议题。
他们从现代中日思想史出发，以对谈的形式，从知识分子与政治发展、相对主义与多元主义、东亚传统的反思与继承三个方面，展开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在“全球化”的概念被普遍质疑、地区与文化矛盾日渐加深的今天，有关我们“自身”的思考愈加困难，传统／现代二元论亦面临挑战。所谓“本土”与“外来”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文化冲击的过程中，现实的样态是怎样的？
在许多人看来，“本土”与“外在”这对概念似乎一向相去径庭，在波澜壮阔、几家擎旗的20世纪，本土与外在似乎是一条文化连续统上两个并立的极端。然而，20世纪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学说与生命经验，却揭示出本土与外来转而为一的可能性。这位个人史与20世纪日本现代史近乎同步的思想家，以战争与战后六十年代的热潮为两个最重要的注脚，划出了自我生平的三个阶段。
1945年之前，战争与政治就已经成为了丸山真男个人生命的两条主线——1933年因旁听唯物主义讲座而招致的监查，和1944年因战争动员征调广岛而遭受的核轰炸，将时值青年的丸山卷入了政治事件的残酷漩涡；40年代初决定研究方向时，导师南原繁“如果我们都不去做这件事，那么日本思想史就永远是右翼的阵地”的告诫，更是将丸山推向了学术与政治的力学关系。自此，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用自己所接受的来自西方的政治学训练寻找和剖析日本的现代性，就成为了丸山的学术使命与思想使命。
1945年战后与60年代之间，丸山在开展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外最引以为重的副业，是政治学的普及工作。彼时刚刚从军国主义重压之下解脱出来的日本知识界里，政治学知识的生产处于荒芜状态，丸山这位“在野的政治家”通过讲演和著文的方式，矢志帮助日本普通大众建立政治思维，理解和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与政治之间有何关系。
丸山心中的政治思维指什么？三个关键词可供我们了解其面貌。
第一，可能性。“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技术”，丸山援引俾斯麦的这句名言时，为“技术”加上了罗马字“art”的注脚，于是在他这里，政治就变成关于可能性的艺术。与可能性面对面的是现实性，在丸山看来，现实是不断变化着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状况，是“一束”可能性；而政治家作为艺术家的责任，就是在一束可能性中区分出能推动现实性向最好方向进展的那一个。丸山心目中的政治学不是追认现实的学问，相反，政治学是研究现实所丛集的可能性将如何、应如何进展的学问。
将政治视作关于可能性的艺术，表现着丸山作为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情怀与审慎的反思意识。一个学者的思想底色，大抵常常是在其年轻时塑造的，丸山生活和成长的大正年代是日本历史上相对开明和开放的一段时期，这奠定了丸山对自由与民主作为基本价值的信念，如这位享誉内外的政治思想史学家为自己取的别号一样，他是“大正之子”。更年轻的丸山大概不会想到，这份对自由与民主的情怀，会在数年以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迎来另一个方向的回响。当丸山被遣入部队，通过“敌台”听到罗斯福的动员讲话的那一刻，他意识到这场战争日本已经输了，那是在政治战争伦理上的战败，而伦理的战败是终极性的失败。
第二，状况性。状况性是丸山看来政治思维的最基本的特征，它与可能性息息相关，要求思维者从充满可能性的、可变的状况而非静态的原则和观念出发，做出政治判断和思考。丸山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与民主原则的关系为例，来陈明状况性的政治思维为什么必要。一票否决看似不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但彼时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唯有苏联一个国家；如果不设计一票否决权，其他国家就可以通过多数制实质上胁迫该国在联合国的行动，强行通过战争法案，这恰恰违背了联合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建立宗旨。在丸山看来，政治思维和决断的依据应该是具体且动态的现实状况，而不能是观念、立场等静态范畴。
第三，禁欲。丸山用“禁欲”来比喻知识分子在公众政治氛围中应负担的责任，在他看来，与走在政治事件第一线的媒体记者不同，学者在分析政治事件时必须收敛自身的政治立场，从现实的政治结构关系而非个人好恶、从状况而非立场出发，才能做出有效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丸山与同样研究政治思想的韦伯殊途同归，用韦伯的说法，学者应该“括起”驱使自己投身公共事业与学术的激情，做价值中立的学说与评断。
然而，政治思维的建立不是在头脑中拥有一个新的物件，政治思维武装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理解的方式是机能化的，而非实体化的——这是丸山做出的一对重要区分。在丸山的观察中，契约是欧洲社会形态的基础，而契约是在社交这一虚构性的活动上发展出来的。不同于宴饮、歌舞这些实体性活动，“社交”是抽象的机能性的活动，社交的基础是人际交谈，但欧洲人在交谈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艺术，陌生人不仅要交谈，还要通过交谈建立一些约定，再进而将约定作为约束双方乃至多方的基本规则，要求各方施以尊重，这便是契约。可以说，通过社交这种机能性的活动方式，我们可以窥见作为机能的欧洲现代社会制度的形成，立法、缔约、结社这些为现代社会奠基的活动，无一不是机能。然而，现代社会的另一大特点是“机能的实体化”，即从具体的、状况性的社会契约中得到确立的规章制度被绝对化，为了满足特定目的、解决特定问题而制定的法律条文本身成为了一个不可触碰和改易的自我目的化的实体。这导致的后果是，谁掌握了这个实体，谁就掌握了的权力，丸山将此视作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机能的实体化恰恰是丸山所谓“惑溺”的典例。“惑溺”原本是《世说新语》三十六种怪状之一，大意是指沉溺于酒色，江户时期引入日本后得到日本学者的大量使用，其中之一便是福泽谕吉。在日本学者的使用中，“惑溺”的含义进一步泛化，转而指人在面对千变万化的状况时执迷于其中一点，积习难改，自致困惑。在丸山看来，如若将一种价值绝对化甚至理念化，以之为尺度衡量各处，这种凝固性的思维便是一种惑溺，政治分析需要的是走出惑溺的状态，拥有具有历史流动性的思考与判别能力。从民主主义的底色来看丸山是普遍主义者，但从思维方式上来看丸山却无疑是相对主义者，这种政治立场与政治思维的张力，是丸山真男身上透出的强烈的日本特色。
丸山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牵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他者”。在日本的现代史中，外来的欧洲人构成了最重要的“他者”的面貌。丸山一向认为，开国实际上是不得不接受外来文化势力的现实过程，如果说幕府末年到明治初年的黑船事件直接叩开了日本国族的大门，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历史进程里，日本在精神上不断地自我闭锁。如何完成精神上的“开国”，是丸山为自己设立的一大课题。在他看来，尽管日本乐于接受外来文化，但外来文化并不能进入本土文化的深层，日本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社会关系强调内外之别，这从根本上说源自日本民族极高的同质性。丸山后来对民族等质性的强调，大可说是尝试开放日本社会面对“他者”的视野的一种策略。
丸山力图剖析的是近代日本国民的精神结构。高度同质的民族构成，加以封闭的社会结构下缺少精神上的开国，造成的实际是民族精神上的自我主体性的缺乏。丸山敏锐地关注到，战后和平年代里，表面上的政治冷漠分子反而容易为政治热潮所挟卷。这或许是为什么丸山后来力陈“启蒙”，他要唤起的正是这种精神主体性，有了精神上的自我，便不易为各种流行的意识与风潮所摆布，能用状况性思考的方式形成自主的见解与决断。
在如何认识“他者”的问题上，丸山的核心主张是在“他在”之中认识“他者”。对“他在” 的关注，尤其体现在论文《现代的人与政治》之中，丸山这次尝试回答一个二战以来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尝试回答的问题——法西斯非人的暴行，为什么不仅发生，而且还得到了非犹太裔德国人的默认？丸山用两种真实和共同体的心缘关系，来叩响这一现代性的反思。按照他的分析，当时的德国社会同时存在两种真实，一种是犹太裔感受到的真实，是歧视与迫害的升级，另一种则是非犹太裔普通德国人的真实，是经年累月后幡然突变的政治行径。造成两种真实并存的关键是意象化的信息，普通人的真实由被传媒挑选过的大量信息砌成，传媒占据共同体的中心地带传递信息，把那些每天不断滋涨但涨幅微弱的细节全部省略，令普通人眼中的社会现实呈现为相对稳定的意象，直到某天这一意象突然逆转，露出法西斯的面目，普通人即便幡然醒悟也已为时太晚。
那么，在政治秩序中生活的普通人，该如何判断哪些信息是那些被忽略的不断生长的细节，哪些信息是意象化的、静态的假象？丸山的提议是尽可能地在“他在”之中理解“他者”，在“他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理解“他者”时间性的发展面貌与进程，理解“他者”所在的现实状况。在丸山的权力秩序图景中，任何一个人类集体都有中心和边缘，在以国家为单位组织一个群体时，身处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有着双重使命——一方面，知识分子要接收来自共同体中心地带的信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要接受外部世界投射来的不同的信息。在这种多元化的信息中，知识分子对“自我”与“他者”的时间性脉络的理解得以丰富，“他者”的意识才有能够形成，精神上的开国才能够完成。
进入70年代，丸山开始正式讨论日本文化的“古层”这样一个看似拗口的命题。在惊声鹊起的《历史意识中的古层》里，丸山似乎终于将关注点从理性主义、民主和启蒙转向日本的本土文化，“他者”的理解与精神主体性的建立论毕，丸山终于从自我的视角出发探讨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他先后用原型、古层与执拗低音三个比方来修正自己的理论模型，逐次减弱本土文化在历史文化结构中的向心度。以日本本土文化为“原型”，预设本土文化充当着某种坚固的内核，这种刚硬不是丸山心目中日本文化的逻辑；以日本本土文化为“古层”，预设本土文化充当着某种可叠覆的基底，但这仍不能摆脱文化本质主义的疑影；最后，身为古典音乐迷的丸山借用了交响乐编制的名词，以日本本土文化为“执拗低音”，将本土文化视作一种可浸渗、可谐鸣的非实体性机能，来刻画丸山心中日本文化的个性。日本文化的独特性的来源是什么？丸山消除法的回答方式最终得到的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谐趣。他尝试从《古事记》《日本书纪》这两部核心古典中排去源于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思想要素，儒、释、道、法、兵的洋蓟叶逐一舍去，留到最后的是本土的空心——日本文化并不存在一个足以对抗外来文化的所谓传统。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就没有独属自身的要素，在丸山看来，日本文化的个性以一种机能性的方式，显现在日本民族文化的形塑之中。他用三种思维来解释这种形塑过程——生成、接续与强势。生成关系的是民族创生的逻辑，这类神话传说往往包含了该民族基本的宇宙观。他将全世界的创世神话分向两极，一端是造物神话，代表是犹太教里耶和华创造万物，另一端则是生长神话，代表是日本本土的民间传说。日本文化按照植物生长的逻辑来描述人类的起源，这与丸山早年强调的承载着造物精神的启蒙理性，构成了某种微妙的矛盾。接续关系的是民族进程的逻辑，与终末论的基督教文化不同，《古事记》里的神话总是前后接续、没有断裂，本土的民族文化在无尽头的时间流中不断向前行走，行进无常，没有哪一点可自此驻足。最后，强势关系的是民族体认“自我”与“他者”的逻辑。“势”是日本政治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几乎可等同于“徳”，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徳”早已褪去其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关乎道德、天道的思想色彩，几乎成为权力强势的代名词。可以说，追随强势的逻辑的背后，隐藏的正是丸山所说的惑溺。
在丸山看来，这三种逻辑构成了日本文化持续的执拗低音，所有外来的思想文化和理论进入日本之后，都被这种持续的执拗低音所修正，这是日本式的修正主义。丸山的这一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进入历史的途径，可以看出，所谓的执拗低音并非一种实体性的日本文化构成要素，相反，它是施于外来文化的一种机能、一种操作。无论是传统与现代，还是本土与外在，都在这种机制下彼此化合。一旦将传统作为一种机能性要素重新发掘，我们就不会再在经典释读的基础上用一种静态的方式重塑传统。与之相反，每一部经典都是有语境的活的东西，将其抽离出其社会历史状况，径直搬到今天当作金科玉律，得到的只会是绝对化的伪传统——不仅在范畴上与作为机能的传统相去甚远，而且势必在错误的现实样态中歧解“他者”，亦歧解“自我”。
本文由 Berggruen Intern 梁嘉铭撰写
简介
活动主办方: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
机构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机构
活动时间:
2023-09-23
活动地点:
UCCA报告厅
活动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