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晚，博古睿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吴天岳做客“博古睿讲座”，在2小时的活动中他把目光投向前沿科技背景下的身体哲学和生命伦理，尝试以物理存在、社会资源、数据载体和人工智能体为理论框架，反思护理机器人可能产生的伦理后果和应对策略；并以智能假肢和机器人为例，探索人机共生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主持讲座。

对健康和护理的整体论理解，体现了当代医疗伦理学和关怀伦理学（Care Ethics）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应当成为我们对护理机器人进行伦理反思的出发点

讲座伊始，吴天岳阐释了中英文标题（“Covid-19与护理机器人”和“What should care robots care about？”）的差异与内涵。Care在英文语境中具有丰富的含义，可以指具体的照顾、护理工作，也可以指关心、关爱的情感态度和品质，很难被完整翻译成中文。吴天岳说，翻译问题的差异涉及对机器人范畴划分的理论反思，更关系着我们的伦理实践。同样，中文标题中的“护理”具有较宽的内涵，不仅指护理工作，也指向社会和伦理关系。因此，这次讲座的意图在于揭示护理/关怀活动的复杂性，探索护理背后体现的伦理关怀。

护理机器人在新冠疫情中的应用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讨论。吴天岳分享短视频——疫情期间护理机器人得到广泛使用，医院使用机器人可以降低病毒感染风险，缓解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有预测，在医疗机构中使用机器人将是发展最迅速的现代科技趋势之一。

新冠疫情中使用的护理机器人形态多样、功能各异，既有具备诊断治疗功能的医疗机器人、也有陪伴病患的机器海豹。吴天岳发现，当前报道对新冠疫情造成的心理创伤关注不够，一些研究表明康复病患平均抑郁率高于常人，疫情造成的社交隔离也显现出广泛的覆盖面。他认为机器人的使用有望帮助我们改善现状。

图表来源：R. Murphy, V. Gandudi, Texas A&M; J. Adams, Center for Robot-Assisted Search and Rescue, CC BY-ND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将机器人较为粗疏地分为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将使用场域分为个人和专业两类。而护理机器人概念跨越了个人机器人和专业机器人的界限，适用范围涵盖家庭和专业医疗卫生机构。

“护理机器人可以定义为在护理实践中使用的，用来满足任何护理需求的机器人，它由护理人或被护理人或者二者共同使用，被用于医院、养老院、临终关怀中心或家庭之类的场合。”（Wynsberghe  2015，62）

范畴划分关系到医疗卫生实践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健康和护理/关怀。健康不仅指正常的身体机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所提倡的对健康的宽泛定义，其涵盖心理健康和社交健康，是包含心理状态和社交能力的全面关怀。这种定义跨越了传统的医疗和非医疗的划分，健康不仅与医疗机构相关，还需要在个人生活中得到恰当的维护。相应的，护理体现的是对脆弱人群的关怀，包括所有满足老弱病残需求的实践。这延伸到生活的具体侧面，是在多个场景中不断延续的完整过程。

吴天岳认为，这种对健康和护理的整体论理解，体现了当代医疗伦理学和关怀伦理学（Care Ethics）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应当成为我们对护理机器人进行伦理反思的出发点。

关怀伦理学的重要贡献是让我们反思伦理生活的根基位于何处

关怀伦理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源自女性主义思想传统的伦理学进路，强调伦理的根基不是独立的、自主的道德主体，而是相互关系的、相互依赖的实践活动。道德主体在具有理性的谋划能力之前，首先是一个需要他人关护的儿童，需要在教育中不断成长才能具备独立能力；同样，伦理生活也不能抛弃身体智力上存在障碍的残疾人和暂时机能受损的病人。

关怀伦理学的重要贡献是让我们反思伦理生活的根基位于何处。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的伦理学，都假设了根据自身的资源和理性活动决定人生的理性行动者。关怀伦理学不否定人作为理性主体的自主性，而让我们反思这种自主性是否是无条件、不依赖于关系的。它主张关怀者与被关怀者之间多样而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伦理生活的起点，让我们意识到过往的伦理反思存在缺陷和偏见。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和儿童都不是有能力谋划能力的行动者，从而将她们排除在伦理图景之外。

就关怀的定义问题，目前伦理学家尚未达成一致。Tronto认为关怀是“一种活动，包括我们为维护、控制和修复我们的‘世界’所做的一切，以便我们能够尽可能幸福地生活于其中。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环境。”吴天岳认为，Tronto的定义从关怀者本身的品质出发刻画关怀活动，却很难将关怀与其他实践区分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关怀伦理学家认为关怀不必要体现关爱，否则会让关怀被狭窄化和情感化。

继而，吴天岳对关怀的定义提出两点补充：其一，关怀必须要通过具体的物理存在实现。这也是很多女性主义伦理学的特征，即反对谈论普遍抽象的伦理法则，而希望在具体的环境中讨论人们的伦理实践。关怀伦理学认为关怀总是通过特定的外在活动和劳作来实现，它是一种包含着内在价值的实践。其二，关怀具有向他性，具有内在价值的关怀一定是通过他人实现的，需要在关怀中进入和他人的依赖关系。

基于近期的思考，吴天岳尝试着给出一个关于护理机器人伦理探讨的理论框架，用以厘清不同层次的问题。首先，护理机器人是物理存在，它作为机器可能涉及的问题都能被传统关于机器的伦理原则容纳。其次，护理机器人是一种社会资源，是公共卫生医疗系统的构成要素，由于它们造假昂贵，需要不断更新换代，决策者应该考虑公共资源分配、费用承担的问题；护理机器人还可能给就业造成冲击，不过，它们的应用同样有机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如机器人的监控者。第三种看待护理机器人的方式是将它们看作数据载体，这些数据和个人身份密切相关，涉及个人隐私，需要得到相应的保护。此外，吴天岳特别强调，护理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体，还具有一定自主性。虽然它们并非独立的道德主体（moral agent），但也应该被看作独立的道德要素，护理机器人嵌入伦理生活中，可能对伦理生活造成巨大挑战，需要以恰当的方式进行约束。

我们无法否认智能假肢会作用于我们的心灵

讲座上，吴天岳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以说明护理机器人相关的伦理隐忧。智能假肢可以通过传感器采集和行走意图相关的信号，将其转变为机器可以识别的指令，甚至可能双向给神经系统反馈信息。区别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作为一种可穿戴设备，假肢的本体与穿戴者以及外部环境存在着很强的物理交互。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稳定的性能和良好的安全性无疑是智能假肢设计的重要诉求，因为它的故障很可能会对残疾人士造成严重的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假肢和身体具有紧密关联，无论对身心关系持什么立场，我们都无法否认智能假肢会作用于我们的心灵。已经有一些智能假肢的使用者声称，他们感觉这些具有自然肢体运动能力的假肢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生理感觉被整合到心理之中。由于身体和财产属于我们的方式截然不同，在伦理实践中，身体因与自我的亲密关联具有特殊的价值。例如在司法领域，对身体的伤害和对其他物体的损害属于不同的范畴。

吴天岳详细阐述的另一个应用案例是机器宠物，患者与机器宠物互动之中存在着种种伦理隐忧。首先是情感依赖问题，机器宠物（如海豹型）的行为模式是根据想象塑造的，具备海豹本不具有的拟人化思维方式，被照料者可能将情感寄托在不具有真正意识和生命的事物上。当然，如果我们允许恋物癖作为一种私人选择存在，也可以相应容许老人将情感寄托在机器宠物上。机器宠物还涉及欺骗问题，它们在与人交往中的表现与实际的存在方式不同，可能给用户带来困扰。此外，人机交往可能给人际交往带来负面影响。如自闭症患者在和机器宠物的互动中可能出现刻板动作，反复模仿机器人的动作，有可能会影响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结束前最后的发言中，吴天岳提出，实践中出现的复杂情况引导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没有意识和情感的机器人是否可以进入关怀领域？机器宠物提供的关怀是否是道德上有价值的关怀？这些问题尚未具备现成的答案，亟待我们积极展开反思和探索。

（实习生、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蓝天蒙/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