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命运是变化无常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与之一同变化。”
即使我们一两百年后才可能进入强人工智能或超强人工智能时代，哲学家、思想家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现在起步也不能说是太早。
内森·加尔斯（Nathan Gardels）与陈颂雄(Patrick Soon-Shiong)博士，围绕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一次近期访谈。
尼古拉斯·博古睿和内森·加尔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替代性的治理框架构想，即通过将社会网络和直接民主纳入西方治理系统，以削减民粹主义的影响。
“中国优化共生设计方案”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涉及如何面对我们今天以及未来可以预见的10-15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挑战。
各个国家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原则的提出都是对人工智能进行负责任创新的重要尝试，而未来的重点一定是伦理与治理原则如何进行技术与社会落地。
在西方社会，“监控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关系，“隐私”这个古老概念将如何重新定义我们在数字时代的认同与感受。
在民粹主义思潮不断蔓延的背景下，全球化潮流仍然有力地压制着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弹。
“设计人工智能必须优先考虑能自然引起道德伦理反应的直觉性人工智能工程。”
自人工智能诞生起，AI伦理的争论也随之产生，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
超级智能机器会成为我们的仆人还是主人？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它将人工智能和人类看成根本不同的两个类别。
天下不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方法论，可以用于分析世界政治。
在当前大多数儿童的一生中，生物强化技术将有望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
约有一半的工作将在未来十年内消失。在全球范围内，常规性和机械性的工作将很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取代。
当今世界，多元身份前所未有地相互依存。在这个时代，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只会导致无穷无尽的冲突，并对所有人造成损害。
